探讨文学翻译,常有对“形”与“神”的论争,如20世纪就有对“重形”“先形”还是“重神”“先神”的探讨。江枫曾谈到“先形似而后神似”,只有形似才可以达到神似,形似是一切翻译活动的基础,形神兼备是翻译的最高标准(1998:417:2001:25);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神似才是翻译的主要目的也是最终目标,尤其是在两国文化碰撞下,形似有时难以达到,只可通过神似来完成(茅盾,2009:408;陈西滢,2009:479;许渊冲,2000:3;罗新璋,2009:12; 傅雷,2019:1)。上述争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翻译策略和翻译理念的选择,尤其关乎直译、意译,以及归化、异化的问题,但实则“形神”所引发的翻译问题不止于此,它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,并涉及翻译过程、翻译阐释、翻译批评等多层面问题,更是凝聚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智慧,亟需学界给予一定的重视。
所谓“形神之争”无非是源于对“形与“神”概念理解的不统一,因为相较于大多西方实证性较强的翻译理论,中国传统概念“形”与“神”在表述中充满了模糊的色彩。因此,本文着眼于对“形”与“神”作出概念性的探赜和阐释,并思考“形神”对翻译研究的实用意义与操作价值。
转摘 王若菡 浙江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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